徐德順：穩步開展數字人民幣試點

手機“碰一碰”就能買菜、吃飯，能“離線支付”，有國家信用背書，隱私消費可以匿名支付……數字人民幣時代已悄然來臨。2020年8月，國務院同意商務部提出的《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》，在京津冀、長三角、粵港澳大灣區及中西部具備條件的試點地區開展數字人民幣試點。

數字人民幣是法定貨幣

人類貨幣發展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，長期以來貨幣形態經歷了由低級向高級的不斷演進。早期的貨幣為牛、羊、貝等物品，后來逐步被銅、金、銀等鑄幣和紙幣取代。10世紀末，我國北宋年間出現的“交子”是紙幣的鼻祖。19世紀初，英國等工業化國家先行流通的“銀行券”也屬于紙幣的范疇。伴隨著貿易投資和金融經濟的發展，由國家信用背書的紙幣充當一般等價物的貨幣成為全球普遍現象。

20世紀70年代起，隨著電子計算機和通信技術的應用，“銀行卡”等電子貨幣得到人們的青睞，第三方支付機構興起，促進了電子貨幣的廣泛使用，助推人類步入“無現金社會”。21世紀初，基于區塊鏈技術而誕生的數字貨幣，是更高形態的電子貨幣。2008年基于公有鏈問世的比特幣，2019年基于聯盟鏈由Facebook推出的天秤幣，屬于非法定的私人數字貨幣。

數字人民幣是電子版的人民幣，就像一張張人民幣變成電子形態存放在手機里。它是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全新加密電子貨幣，有別于比特幣和天秤幣等市場自發的非法定的私人數字貨幣，可替代人民幣現金流通，有國家信用背書，具有法償性，幣值更穩定。數字人民幣同時具備現金和移動支付的特點。它像現金一樣具有流通性，但比使用現金方便；與移動支付有點相似，但不需要綁定銀行卡，還能離線使用。

數字人民幣試點正逢其時

早在2014年，央行就著手研究法定數字貨幣。目前對其功能定位、信用乘數、發行路徑、流通層次、支付結算和技術手段等均有研究成果。選擇京津冀、長三角、粵港澳大灣區作為試點地區，主要是考慮當地成熟的金融科技實力和發達的人文經濟環境。選擇中西部具備條件的地區作為試點，主要考慮數字人民幣應用的普遍性和廣泛性。率先在深圳、成都、蘇州、雄安新區等地推進，后續視情擴大到其他地區，也是有多重考量。深圳具有較完善的金融科技生態，蘇州擁有自主安全可控的區塊鏈底層平臺，成都打造了基于區塊鏈技術的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服務平臺，雄安新區形成了“數字雄安”建設的基本思路。

數字人民幣采用“雙層”投放模式，或稱“雙層”運營體系，人民銀行先將數字貨幣兌換給銀行或者是其他運營機構，再由這些機構兌換給公眾。它借助商業銀行等機構現有的基礎設施、人力資源及成熟的應用和服務體系，而不需要另起爐灶、重復建設。2020年10月9日至18日，深圳市政府和央行聯合開展了數字人民幣紅包活動，有近5萬人抽中了紅包，客戶選擇不同的銀行開通相應銀行的數字人民幣錢包即可使用。

數字人民幣試點重在提高市場接受度。市場接受度是數字人民幣應用的重要指標。安全、便利、快捷、舒適的應用場景，是用戶接受的前提。只有具備足夠的使用需求，才能保證數字人民幣的流動性。目前，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已在我國場景性支付和消費中占據重要份額，但它和數字人民幣不是一個維度上的概念，也不存在競爭關系。支付寶和微信支付是金融基礎設施，是“錢包”；數字人民幣是法定貨幣，是“錢包”的內容。不過，老百姓是否使用支付寶或微信支付是個人自由，拒收數字人民幣卻是違法的。

發展數字人民幣具有多重意義

數字人民幣的發行與使用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。

第一，助推我國數字經濟發展。當前，數字經濟是全球經濟增長日益重要的驅動力。數字人民幣具有支付流程便捷、流通和監管成本比紙幣低等特點，在豐富人民幣現金存在形式的同時，可以快速適應移動互聯網社會的交易環境，提高零售支付的便捷性、安全性和防偽水平，或將催生一大批新的經濟業態，助推數字經濟的發展。

第二，保護消費者隱私，并可追溯違法犯罪“資金鏈”。數字人民幣保持了現鈔的屬性和主要特征，在不違法犯罪的情況下，可以匿名支付，保護消費者隱私，滿足了便攜和匿名的需求。但在保證交易雙方匿名的同時，通過區塊鏈及加密技術（可追溯）對偷稅逃稅、跨國洗錢、恐怖融資等犯罪活動可起到高壓威懾與有效遏制的作用。

第三，有助于搶占數字貨幣時代的國際市場先機?！敖鹑谑菄抑匾暮诵母偁幜??！苯鹑诜談撔率欠召Q易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對數字貨幣的控制權，正成為主要國家之間競爭的新焦點。目前，不少國家央行都在積極地研究和籌備央行數字貨幣，比如加拿大、瑞士和瑞典等國家的央行。但是，相比而言，中國的數字經濟和金融科技基礎最好，對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究積累最深，具有比較明顯的先發優勢。

此外，數字人民幣還有助于提升央行對貨幣供給和貨幣流通的控制力，有效控制貨幣發行和抑制通貨膨脹，監測貨幣流向，防范資金的脫實入虛，提高央行貨幣政策精準性。提升交易流程的智能化水平，提升支付特別是跨境支付效率。減少以現金為目標的行竊、搶劫等犯罪行為的發生。增強區域合作的金融黏性，或可成為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錨。

同時，人民幣的數字貨幣法定化，對金融穩定和國家安全提出新挑戰。監管部門需要提升對人民幣法定數字貨幣應用的監管科技能力，防止監管服務落后于技術創新。需要構建大數據監測預警體系，防范與化解人民幣法定數字貨幣系統的運行風險。完善與人民幣法定數字貨幣相關的法律制度和監管框架，對現有貨幣法律規章適當調整，防止數字信息的過度采集和濫用，切實保護國家機密、企業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。

 

原文刊登在中宣部主管《時事報告》2020年第11期

（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）

（作者為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）